2021年12月30日下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心、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和青年读书会的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作了题为“关系视角、日常与历史”的学术报告，线上线下共有50余名学者参加。本次活动由崔志海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李俊领副研究员、历史理论研究所刘力耘助理研究员、近代史所吕文浩副研究员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世界历史研究所胡玉娟研究员以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的“公共日常生活”研究发表了讨论意见。

侯旭东教授在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秦汉三国时期出土文书简牍，但他对社会学、人类学也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对反复进行的事务以及朝廷官府日常统治的研究。他最早完成的“日常统治”研究是200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虽然其时还没有提炼出“日常统治”这样的学术表达。2008至2015年围绕汉代传舍使用先后发表了5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对汉帝国日常统治中反复出现的事务进行深描。2010年发表的关于秦汉时期的农民普遍化的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8年出版的《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研究都是对日常统治研究的探索。在这些研究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侯旭东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全面总结个人二十多年来学术思考的专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三联书店出版）。本次活动即以这本著作为基本研讨书目。

极具反思性的“日常统治史”

侯旭东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日常统治史的基本概念、学术追求和具体思路等方面的内容。

他指出，这本书名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但世上本无作为研究对象或专属领域、有着明确边界的“日常统治史”，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对历史上的日常统治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语是当下与未来的研究者，思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是开放的，需要当下与未来的研究者们去开发和创造。

“日常”重在“常”不在“日”，针对的是历史上反复进行的活动（多数是周期性的，如事务性工作：直符、上计、常祀……；也存在无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如“宠”、候外出行塞、汉代灾异的应对）以及固定/不固定兼有的重复性活动（如“蛮夷”的朝贡）及其意义。还可以包括更广泛的常情、常识、常理、常态等。“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常事不书”，关注异常与变化，20世纪以后深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观察生活，感知历史，“变”之外，底色和基调是“常”。我们要拓展视野，从重视“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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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用“统治”，而不是更常见的“政治”？那是因为“统治”可以做动词，暗含了过程性，同时也可以有被动式（被统治），还可以做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如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方式、统治机制），其内涵更丰富，容得下文明产生后围绕王朝秩序的各种努力。“统治”可以灵活且充分展现秩序的建立、维持以及统治/被统治—抵抗的关系性，也可以超越以往的独特事件、缺乏人的制度的思路的局限。“政治”几乎只能做名词，内容要单薄得多，且与现代性关联更紧密，有碍于对古代王朝统治的全面把握。

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针对的亦不限于普通人，还包括了统治者，甚至皇帝。日常≠生活，日常≠只属于普通人。需要对所有人存在状态的追问，以及他们的存在如何构成了绵延不绝的过去的追问，结构便是在日常中形成与维持的（惯例）。极端来讲，什么都可以是日常统治史，什么都可以不是日常统治史，关键看研究者如何思考。

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具体思路有四个方面：主位观察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希望从对象—研究者固定化的、无意识的关系状态中解脱出来，发现新的研究空间。以关系思维取代实体思维，那么1838年至1842年的历史就不止是鸦片战争一种解法。如同手里拿的手机，换个角度观察，可以说它不是手机：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方形的物体、一种黑色的物品、一件华为产品、一个照相机、钱包、指南针、镜子、电脑、计算器……，每种称呼都包含一种关系，一种与某类其他物品的联系，取决于观察者的分类与关注点。研究者其实就是观察者，可以在不断的思考中发现研究对象中新的，为过去所忽略的侧面，形成新的问题。

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提出，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史学以及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的强烈反思，希望把我们从后见之明中提取出来的重大事件序列研究中解脱出来，发现更为多元的、更为贴近历史实际的研究空间。

“日常统治史”启发我们思考些什么问题

在评议环节，李俊领、刘力耘、吕文浩、胡玉娟等人就“日常统治史”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的研究实践给予学术界同行的启发提出讨论意见。

李俊领指出，日常统治史将“日常”作为“观察和认识过去生活的一种方式：贴近人的实际生活本身，从循环反复、例行事务中发现生命的意义、生活的逻辑以及秩序的生成、维系与抵制”（《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26页），强调对既有历史研究方式的“祛魅”“去熟悉化”，刺激我们反思习以为常的知识与事物，考虑如何作更贴近原貌、更逼近真相的历史认识，“发现更多被遮蔽的世界”。传统史学有“常事不书”的惯例。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虽说还生活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延长线上，但对传统中国政治架构与运作的常识其实并不熟悉。再加上20世纪以来既有历史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局限和现代教育的不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学者普遍对中国古代史的了解不充分，不深入，明显存在知识上的断层。就认识和理解帝制时代中国的历史而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促使我们去深入理解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结构、机制及其局限等问题，以“日常统治”为观察视角，结合侯老师相关实证研究案例，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鲜为人知的面相与机制。他认为侯老师反思既有“事件史”、“制度史”研究的局限，指出“事件”、“事件史”、“事件等级制”的学术话语与学术评价问题，指出“事件等级制”的观念乃至潜意识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等级制”的观念映射，此言发人深省。他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将其放在不同的事件连续体和逻辑链条中去观察，就会有不同的定位。后人定位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诸多事件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这些事件被“切割”出来，也就容易被不自觉地强调或放大。如侯老师所言，“要想恢复鲜活的历史，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日常世界，恐怕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才不只是几条躺在案上待人解剖的死鱼，而是流淌的活水及其中活蹦乱跳的鲜鱼。”（《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65页）这促使我们思考，能否合情合理地理解前人，能否用前人的眼睛观察他们所在的世界，能否用前人的心灵感受、体验他们所处的时代。他还认为，日常统治史研究强调历史研究是要重视英雄人物，但绝不能轻视或无视普通人的力量；不能只重视大事件的探讨，也要关注小事件的意义，实现二者研究的某种平衡，自觉抵制“后见之明”的诱惑。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都是自带“流量”，很自然地广受关注，但关于普通人的研究，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研究还是少有人在意。从“日常统治史”研究出发，社会史学界对于普通人的研究可以扩大学术视野，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将“日常统治”视角与社会史的“日常生活”视角结合起来。

刘力耘认为侯老师提出“日常”，主要还是以认识论为导向的理论建设，关注的是历史再现与历史证据、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日常”是认识“统治”的视角，而不是有一个作为认识对象的“日常统治”。她认为，侯老师在讲“日常”这个观察视角时，特别强调“事”（与制度相对）“小事件”（与大事件相对）“事务”（与事件相对）。这有点像中国哲学史学者杨国荣说的“以事观之”，用“做事”来统摄作为实在形态的“物”以及人的精神活动和言语行为。侯老师也在书中一些地方提到“做事”（但用“使用”更多），当然这个“事”是跟统治相关的例行性的、重复性的。讲到“做事”，必然有主体，“人”就登场了；人在什么环境里，凭着什么经验，借助什么或者作用于什么，为达到什么目的，结果如何等等，涉及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而且是动态的、过程性的展现。比如说在传舍的研究里，舍、车、马、食等都是物，从做事的角度，就进入了人的视野，成为人借助或作用的对象；再比如在古人“名”的研究里，名本来是语言符号，但从做事的角度，是建立从属关系，还是承担责任，这就涉及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相比“使用”，“做事”或许是更好的表述，避免对象客体化，而且更能表现实践性。她认为“日常”视角背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个体化”取向，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结构性的宏大问题转向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否认了历史的单一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数特征。但由此也有一个疑问：在大事件上加上小事件，事件上加上事务，实体思维上加上关系思维，制度上加上制度运行，作为历史主体的国家加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等等诸如此类1+1的操作以后，还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追求一个整体的历史图景？此外，她认为，教化是古代儒家理想的、但不止于理念层面的统治方式，而且是多向的，比如有自上而下皇帝教化官员，官员教化百姓；也有自下而上的，官员教化皇帝，而且可能是常规的、例行的，比如经筵，或许也可以纳入日常统治史的视野。

吕文浩认为，侯老师近年来关于日常统治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成果，引起了很多关注，但史学界真正读懂他的人似乎不是很多。举例来说，2008年至2010年那几年，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专制”，这个讨论是由侯老师2008年发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引起的，讨论的结果，似乎主流意见倾向于肯定“专制说”，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对侯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意见有点生气，说侯老师对大家的意见有些“不屑一顾”。他认为，侯老师只是要反对政治批判式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专制或不是专制，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更好，需要对古代日常统治的生产和维持做出大量具体的研究后才能下判断；“常事不书”，如果我们从史书上搜集很多例外情况来论证帝王专制，那无疑在方法论上存在“以变代常”的问题。吕文浩认为，侯老师报告中提到的主位优先、顺时而观优先，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启发，这和韦伯所说的理解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图也是相通的。我们如果不这样观察历史的话，很容易给历史当事人赋予我们从后见之明中提炼出来的“历史使命”，看他们是否知晓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历史使命”，这对前人是往往很不公平的。

胡玉娟认为侯老师的“日常统治”研究不同于新文化史的“日常生活”研究，他提出“日常”不等于“生活”，不局限于研究普通人，还包括统治者、甚至皇帝。在她看来，“统治”这个概念也许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叙事，但在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政治”不只是“统治者”的日常，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她在研究和教学中采用的是“公共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它既包含“普通人”，又包含“统治者”，既是“政治”，又是“生活”。“日常”视角可以打破阶级分析法的固有成见，从日常因素发现导致历史重大转折的关键原因。以“格拉古改革”为例，由于罗马公民大会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声音嘈杂，提比略·格拉古的演说无法被站在远处的民众听清，他无意中做出的一个手势，被误解为“想当国王”，由此招来杀身之祸，导致了改革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研究就是要求研究者深入历史场景去发现历史真相，从而摆脱观念和成见形成的束缚。